新时代文学创作如何面对文学传统：并非简单“搬用”，而是有所“发明”

     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考察，“山海情现象”并非全然横空出世，它赓续了现代以来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着新的再发现与再创造。

　　在“时代与文学”的命题下，将目光从传统的“纯文学”延伸至更大范围内虚构的想象性写作，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叙事，正在与当下的中国生活、中国经验发生着更为密切的关联——新的时代，敦促广义的文学叙事发生新的变化，同时又对文学叙事提出新的要求与新的课题。其中，如何同世界，同中国当代历史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重新建立起完整的联系，成为这些要求与课题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以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时代旋律为背景，越来越多有关新时代乡村巨变的文学叙事正在走进人们的视野，引起广泛讨论。

　　之前颇受关注的电视剧作品《山海情》是时常被提起的例证。吊庄移民，对口帮扶，从黄土高原的漫天黄沙和戈壁的荒凉贫瘠中捧出生命之花，《山海情》借由宁夏扶贫攻坚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就，再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变迁、沧海桑田的壮阔画卷。这部作品在编剧、布景、拍摄、表演、风格等方面可圈可点，称得上是现象级作品。但若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考察，“山海情现象”又并非全然横空出世，而早已有迹可循。

　　横向比较，在《山海情》推出甚至拍摄之前，传统文学领域已有不少相关题材的作品引发热议。其中，《经山海》《乡村国是》《海边春秋》《高腔》《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北京到马边有多远》等都称得上是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精神气韵的乡村现实题材力作，不少已经或正在改编为影视剧作品。这些作品里，普通老百姓，基层干部，支教教师，乡村创业者，外出务工者，对口支援的专家、技术人员、投资者等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个人，组成最广大的“人民”，由他们谱写的脱贫史、创业史，同时也是党领导人民矢志不渝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向前回溯或可发现，在这类具有家国视野、史诗志向的叙事中，还蕴藏着一条更为深远厚重的文学性脉络——它们赓续了现代以来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着新的再发现与再创造。

　　好作品无一不是平民视角、地方经验、家国格局、世界视野的集成者

　　较之于在今天相当一部分文学性叙事中仍在推演的、20世纪80年代强调从内部打开人的文化逻辑，另外一个更加久远、强大的文学传统正在召唤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这就是现代以来，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休戚相关，强调人与他人、与社会、与时代、与历史进行完整性关联的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

　　回顾文学史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进步作家对文艺青年中存在“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提出批评，倡导“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救亡时期文艺工作者对昂扬的民族心理和时代气氛保持空前一致的热诚渲染，文艺创作活动在实际意义与广大民众充分结合；20世纪40年代在“新的苦闷和抑郁”中，作家们对民族命运深怀忧虑，呼唤民族精神的觉醒；后来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作品，在村庄叙事、家国想象、新人塑造等方向上具有开创性。可以说，每个阶段的文学叙事，其历史潮流和创作宗旨固有不同，但总是把个体与时代、社会、家国紧密关联的整体性逻辑作为背景，在与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动力进行广泛、深刻的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彰显其美学风貌，确证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这种完整性、统合性的特征，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同样体现得十分明显。《经山海》《海边春秋》《暖夏》《琵琶围》等彰显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平民视角、地方经验、家国格局、世界视野的集成者。借助上层建筑变革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观念视野拓展与叙事空间扩大等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源于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完整性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审美范式下进一步延伸。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作品当然不是对既定的文学传统进行简单的“搬用”，而是在政治格局、风俗样貌、人物性格等方面均有所变化，甚至有所“发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改善、外出务工、下基层帮扶、城乡一体，法治、教育、医疗、贸易、新媒体等一系列时代要素的加入，其意义不仅在于拓宽乡村叙事的形象场域，更在于从格局和逻辑上对当代文学价值进行再度挖掘。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获得了难能可贵的亲历机会——在土地、食物、气候等最原始的景象和细节中，“一个困难如何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如何接着一个事情”。眼前的一切动机都源于生计，所有话语都是说话者为了自己而说，每个人奔向美好新生活的努力，都建立在碗里的稀稠、眼下的舍弃与遥远的获得之间磨合阵痛的艰苦跋涉之上，并最终迎来了前方的曙光。

　　这些作品集中塑造了一群矢志不渝“改造世界的人”，如《山海情》中的马德福，《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暖夏》中的张少山等，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在新时代再度出场。在这些人物身上同时具备着经验性和理论性，他们既是置身于生活世界又是连接着理想世界的人，也是正在形成的和努力趋近于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

　　赓续文学传统并将其再度转化，丰富立体、持续深刻地表现时代新的发展轨迹

　　只要文学创作不被简单地视为个人的独创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的实践方式，它就必然承担着塑造想象共同体的使命。

　　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五千年文明史的价值在新的世界格局和变局中被重新认知。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口，如何建立起一个历史的、意义的、情感的共同体，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这些文学作品，正如它们自身所描绘的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那样，涓滴成流，聚沙成塔，为这一课题的推进和发展打开了新思路。

　　凝结在这些文学性叙事中的再发现与再创造，不是简单、机械性的复现，而是生动再现了在新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下，中国文艺叙事经验和视野格局增容扩容的复杂过程。它们面向的不再是一人、一时、一事，而是深具时代特征和代表性的生活景观、情绪共鸣与文化心理。一方面从人的基本生计和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出发，通过扎实、稳重的细节，折射整个时代的巨大变革；另一方面赓续文学传统并将其再度转化，从百姓生活、生态环境、文化构建、国家治理等多个层面，丰富立体、持续深刻地表现新时代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表现时代新的发展轨迹，进而获得意义，完成体认，最终实现对共同体的召唤。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作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故事的讲述者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其中所积累的创作经验，其探索和尝试的成功之处，也是整个时代文学创作正在努力和实践的重要方向。（聂梦）